张大千自称“当了一百天和尚”,“大千”本是他的法号。 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出生于四川内江,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他原名张正权,因为早年痛失未婚妻,便萌生了遁入空门之意。“大千”之名就是他在松江禅定寺出家时住持逸琳法师为他取的法号。虽然3个多月后他就在家人“逼迫”下还了俗,但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了下来。
因失所爱在禅定寺出家
1920年,张大千结束在日本的课程,回到上海,当时他意志消沉,瞒着家人打算出家。原来他的未婚妻谢舜华前两年在家乡内江过世了,痛失所爱令张大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谢舜华是张大千青梅竹马的表姐,比他大3个月。据说,谢舜华长得很清秀,性格贤惠温柔,对张大千一直很体贴关心。张太夫人见他们十分投契,就在他俩10岁时为他们定下了这门亲事。谢舜华和张大千感情很好,两个人约定等张大千留学回来后就立即完婚,然而未满20岁的谢舜华却因患干血痨而过早辞世,从此与张大千天人相隔。
远在日本京都的张大千听到未婚妻的死讯,如遭晴天霹雳,只想马上回内江祭吊尽心。但是当时国内正逢张勋闹复辟,到处兵荒马乱,他一时回不了四川。21岁那年,他从日本回国,来到了上海,那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今生不娶,遁入空门。
张大千家里信奉天主教,但是他却对佛学很感兴趣。于是,他决定到松江的禅定寺做和尚。寺庙住持逸琳法师,得知张大千善于作画,山水、花鸟、人物、走兽等无所不包,犹似大千世界,万象俱全。逸琳法师有感于此,便在他入寺为僧以后,以“大千”法名赐他。张大千也开始根据佛经,崇奉释迦牟尼的修行方式:“日中一食,树下一宿。”
张大千寓松期间,也常与松邑画友王支林、费龙丁等往来,交流画艺,与松江画界结下了不浅的缘分。1920年,因内地水灾,松江画家发起义卖助赈活动,张大千欣然命笔,挥就一幅三尺立幅《踏雪探梅》,雪中老梅,苍劲疏朗、清新自然,是张大千早年的水墨代表作。
逃出观宗寺躲避烧戒
当时佛门中声望最高的,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老法师,张大千就决定到宁波去求见谛闲老法师。他告别逸琳法师,离开了松江,一路奔走募化来到了宁波。
谁料,刚来到寺门前,观宗寺的知客僧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对眼前这个“野和尚”不屑一顾,闭门不纳。张大千回到小客栈,左思右想,并不甘心,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谛闲法师。据说谛闲老法师正在闭关,外人见不到。但这封信还是顺利交到了他手上。老法师欣然回信,让张大千去见他。
那天,观宗寺的知客僧推开寺门,一看还是前两天那张老面孔,马上皱起了眉头,嘟囔道:“你这个野和尚怎么这么不知趣,又来找麻烦。”张大千笑着告诉他:“这一次是你们老方丈请我来的。”直到出示了谛闲法师的信,他才无话可说,把张大千让进门去。
原来谛闲法师之所以愿意见张大千,还是因为见那封信写得很有诚意,而且他认为张大千字里行间颇有灵性,深具佛缘。此后,张大千便与老法师天天论道,听他谈经说法。
一天,谛闲法师对张大千说:“你既然是来观宗寺求戒的,希望你早日完成受戒,诚心向佛。”
但临到要烧戒时,张大千又犹豫不决了。他与老法师辩论说,佛教原没有烧戒这个规矩,由印度传入中国初期,也不兴烧戒。烧戒是梁武帝创造出来的花样,梁武帝信奉佛教后,大赦天下死囚。赦了这些囚犯,又怕他们再犯罪,才想出烧戒疤这一套来,以戒代囚。他对烧戒疤这个仪式很不以为然,反复辩说:“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烧戒,不烧戒,也不违释迦的道理啊。”
谛闲老法师说:“你既是在中国,就应遵奉中国佛门的规矩。打个比方说:信徒如野马,烧戒如笼头,上了笼头的野马,才能驯成良驹。”
张大千回答他说:“有不需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么?”
老法师笑而不答。谛闲老法师当时已是70多岁的高龄,而张大千20刚出头,少年气盛,还曾口出妄言说:“您老人家是当代高僧,可是我已得道成佛您不知道。”老人家从始至终都很有耐心,最多笑叱他一句:“强辞夺理!”
渡船上和船夫大打出手
辩论了一夜,并无结论,老法师还是未答应张大千可以不烧戒。那天是腊月初八,第二天就要举行剃度大典。张大千实在想不通,不甘心就这么“俯首听命”,终于在腊月初八那天,逃出了观宗寺。
他当时虽然逃出了观宗寺,但他并不是要还俗,只是不愿意烧戒。他打算到杭州西湖灵隐寺去,投奔一位认识的和尚。到了西湖旗下营,要过渡到岳坟,渡船钱要4个铜板,他摸摸口袋,只寒酸地掏出来3个铜板。他想船夫对出家人总该客气点吧。上了船,他就对船夫说明自己没带够钱,请他“慈悲”。哪晓得船夫不但不“慈悲”,反而破口大骂:“我天天在这渡口摇船摆渡,你们和尚来来去去多得很,如果个个都要我慈悲,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
张大千默不作声,心想既然做了和尚,就不能斗气争强。过了渡,就把身上带的3个铜板全给了船夫,心想所欠有限,他会高抬贵手,让他走的。哪晓得船夫一把抓住他的僧衣不放,大骂“野和尚不给钱”。血气方刚的张大千一时有点受不了,把刚才的自我告诫给忘了,张口就回骂起来。这时,只听“嘶啦”一声,船夫把张大千身穿的“海青”给扯破了。游方和尚没有海青,就不能挂单,张大千一下子气不打一处来。拉扯之间,船夫又顺势抡起桨来,朝他身上打过去。这个时候张大千再也沉不住气了,一怒之下夺过桨来,把船夫打倒在地上。船夫大叫救命,岸边的路人也大叫“野和尚打人!”
被兄长押回四川成亲
辗转来到灵隐寺,张大千还是寄住了两个月。但打那时起,他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离“得道成佛”还远得很,“和尚做不得,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和尚更做不得……”
他在上海的朋友也认为他长期寄居在杭州灵隐寺不是个办法。他们就建议:就是要住在庙里,也不妨住到上海附近的庙里来。张大千觉得这办法不错,若到了上海附近,可以经常与朋友接触谈书论画,可免寂寞烦闷。
不久,上海的朋友来信,告诉他已代他接洽好两处寺庙,他可以去挂单寄住。那封信写得神神秘秘,他们不告诉他庙在哪里,只约他某月某日坐火车到上海,他们还指定他在北站下车,说会有人在那里接他,然后陪他去庙里。
那一天,张大千完全遵照他们的约定。到了北站下车,正在东张西望,看是谁来接他的时候,人群中突然有人抓住他的胳膊,大喝一声:“总算把你捉住了!看你还能朝哪里逃!”
原来张大千是被他的朋友们“出卖”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接他,还早早用电报通知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从四川赶来,等在月台上把张大千“逮个正着”。
张善子免不了把他一顿好骂。当天就动身,把他“押”回四川,而且回家后就在母命兄令之下让他结了婚。其实家里早就为他另外订好了亲事,他的未婚妻名叫曾正蓉。结婚那年,张大千22岁。由松江禅定寺开始,到上海北站月台被二哥“抓住”为止,前后刚巧是一百天。
张大千小传
张大千(1899-1983)原名张正权,后改名蝯(省作“爰”)号大千、大千居士。画室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擅长中国画。青年时随兄到日本京都学习绘画。回国后从李瑞清、曾熙习诗文书画。1936年曾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1940年,赴敦煌临摹历代壁画,共摹276幅,并为莫高窟重新编号。1943年,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让艺术界和史学界重新开始重视中国文物的保存。1949年移居台北。1956年,赴法国与毕加索会见,开始将西方抽象主义的理念应用到中国传统水墨画上,并发展出了泼墨山水的风格。创作涉猎广泛,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精。山水取法石涛,能博采众长,花鸟师法八大山人及扬州八怪而自成一体,人物学唐寅、赵孟頫,得其神髓。上世纪30年代与齐白石齐名,有“南张北齐”之誉。曾因写意画《秋海棠》被纽约国际艺术学会选为世界大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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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百日师爷”生涯
早些年,张大千曾被土匪掠去失踪了三个多月。这是张大千生命中的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而从遇匪被绑到平安归来前后也是整整一百天。1916年,张大千到重庆求精中学念书,放暑假时回内江途中,被土匪绑去。土匪要他写信回家要赎金时,一个姓邱的土匪见他字写得好,就留他做“黑笔师爷”。第二天,姓邱的土匪派了两个兄弟,一乘轿子,送张大千回土匪窝。一路上,在路边放哨的土匪,居然对他的轿子行举手礼。到了土匪窝,土匪头送他一对象牙章,带红结子的瓜皮帽,把他打扮成师爷样。可是不久,政府要来剿匪,土匪们把他交给一个叫老康的土匪头子。
有一回,张大千被迫跟着老康去抢劫,他站在一旁看热闹。有人警告他说:“你也要动手拿东西。”他看看四周有不少书,就拿了一部《诗学涵英》。另一个土匪马上训他:“什么不好抢?怎么抢书?‘输’是犯忌的。”逼他换别的,他只得拿了墙上挂的四幅《百忍图》和《诗学涵英》一起带走。“抢”到匪窟的《诗学涵英》真派上用场。张大千学作诗,就从那时候起。俘虏中,一个常受虐待的老进士还教他平仄对仗。不久以后,张大千的四哥就赶来营救他,结束了前后整整一百天的肉票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