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研讨会的语境里，爱因斯坦与马格利特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与艺术家，是作为一种“典型”，其代表的是不同领域的一种“象征”与“隐喻”。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而马格利特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有趣的是，爱因斯坦“肯定性”地谈论过艺术，马格利特则对科学有过反讽性的说法。后来，这个系列研讨会的学术成果集结成论文集，共8卷，于1999年出版发行。论文集以《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为总题目，分述“跨学科的反思”、“科学与艺术”、“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世界观与综合的难题”、“转变中的世界：人类与自然”、“科学的元争论”、“量子结构与实在的本性”、“复杂性的进化”。论文集总导言揭示了这一跨学科国际研讨会的意图：对深刻和永恒的问题进行自由的反思与争论，力图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领域发现能相遇之处，以探索实在的深刻本质、人类知识与人类技术的深刻本质。

　　在《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跨学科的反思》一卷中，著名科学家普里戈金即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如果爱因斯坦与马格利特在某个酒馆相遇，是否会有共同语言甚至讨论有趣的问题？普里戈金认为，爱因斯坦与马格利特两人都会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创造性地参与人类对世界复杂性和神秘感图像的建构；然而，由于建构方式不同，他们所描绘的图像也不同。普里戈金在“场景假设”中预言：爱因斯坦与马格利特肯定不会在酒馆喝啤酒，马格利特也不会与爱因斯坦讨论任何问题。意即是说，作为艺术家的马格利特与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爱因斯坦之间，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和共同旨趣。有的学者不认同普里戈金的说法，认为从本体论角度看，艺术与科学虽是不同学科，然而它们都是人类所必需的经验，都是人类所需要的知识。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提出：我们要提出的是这样的问题：艺术与科学为人类增添什么？在这种提问中，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就可转化为一种“教化”问题，转化为一种如何通过科学与艺术丰富人类知识、智慧与情感，增进人类进步和自由的问题。由此，爱因斯坦与马格利特相遇，就有可能讨论他们不同的教化途径。或许，这正是科学与人文学者在美、创造性、真理、智慧等方面，既具差异性又具互补性的深刻原因所在。实际上，科学家与艺术家都会提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的本源问题。1898年，高更写给蒙福勒的信中说：“我们所受的痛苦，只能在非尘世间找到，可一旦面对我们过去和未来的神秘景象时，种种痛苦的遭遇就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理解了……当我醒悟到我的作品已完成时，我就自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1988年，霍金在其《世界简史》中也写道：“今天，我们仍渴望知道，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人类求真的最深刻的意愿，足以为我们所从事的不断的探索提供正当理由，而我们的目标恰恰是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作完整的描述。”科学家与艺术家的这种追问，都是对宇宙本源问题的深刻追问，都是关于人类何去何从的终极关怀。(作者系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