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悲鸿是1946年1月14日在重庆结婚的。结婚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连一床新被子都没有。吃饭基本吃食堂，吃的是那种配给的发了霉的平价米，喝水只能喝泥塘里的水，连到嘉陵江去挑的水都买不起。我们结婚的时候生活是很艰苦的，我并不是为了追求和悲鸿过很好的物质生活才与他结婚的。其实自从我认识徐悲鸿开始，看见他一直过的是艰苦、质朴的生活，甚至生病时多次手头拮据得无钱付医药费。

　　结婚后的1946年，国民党的很多人都迁到南京去了。当时悲鸿留学德国的同学朱家骅是中央教育部部长，他聘请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北京，那天是1946年8月30日。

　　刚到北平我们是租房子住，后来悲鸿的学生在上海替他开了一个画展，用卖画的钱在北平买了一个房子。我在重庆结婚后就怀了徐庆平，为什么取名“庆平”呢，是因为在重庆怀的，在北平生的。第二年又生了徐芳芳。

　　责任和爱情的力量 决定为他做点什么

　　李树森：徐悲鸿先生去世得太过突然，痛失爱偶的打击一定十分巨大，您是怎样熬过那段最痛苦时期的?

　　廖静文：悲鸿是1953年去世的，那年北平艺专已改叫中央美术学院了，悲鸿是院长。1946年结婚到1953年悲鸿去世，也就只有七年。那年庆平才刚刚六岁，芳芳五岁。

　　悲鸿死得突然，所以他没有留下遗嘱。他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坐在主席台上，从早到晚开会，在会后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宴会上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以后几天就去世了。

　　悲鸿家里父母已过世，没有兄弟姐妹，悲鸿一走，家里只剩我跟两个孩子。我从医院回到家里，中央美院派人来看望我，晚上给我吃安眠药，好让我能够入睡，可是夜里醒来我又哭。六岁的儿子庆平很懂事，他学着大人劝我说：“妈妈，爸爸已经死了，你哭也没有用。”劝完我他自己拿被子蒙着头哭了起来。女儿五岁，她还不太懂事，她就问我：“妈妈，人有两条生命没有，爸爸死了一回还能活过来吗?还能有一条生命吗?”当时境况非常凄惨。

　　每天我们在家里都是等着悲鸿回来吃饭，突然没有悲鸿了，我都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悲鸿在法国时就认识周恩来，周总理对悲鸿最关心，他看我那么痛苦，就劝我：“你是不是到外面去旅行下，暂时忘记悲痛，以后再回来。”我说：“不行，我不能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照顾。”悲鸿死了以后眼睛还是睁着的，中国人常讲最悲惨的是死不瞑目。悲鸿为什么会死不瞑目，我想是因为他放不下两个幼小的孩子，也放心不下他的美术事业。从我在悲鸿身边工作开始，就知道他对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以复兴中国美术为己任。在任何困难面前，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追求自己的远大理想。他的突然去世，与几十年来不知疲倦的操劳很有关系。

　　所以，我想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也应该为悲鸿以及他的美术事业做点什么。于是我跟周总理说：“没有了悲鸿，家里就像空了，我也不想到外面去旅行，我想到北京大学去读书，因为我跟悲鸿结婚的时候我是想进大学的，现在悲鸿死了，我还想回到大学去读书。”周总理也很赞成，他亲自写信给北京大学的校长，推荐我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我打电话给老家的父亲，让他找了一个保姆给我照看孩子，我就进北大去读书了。

　　当时在北大读书很不容易，上课的时候老想着悲鸿死的事，一边上课一边流泪，也挂念两个小孩，所以上了两天我感觉还是不行，我要回家跟儿女在一起。当时北大的女同学都劝我不要回去，说你回去还是要痛苦的，你在集体生活里面会忘掉很多。我很感谢她们，是她们把我留下来的。那时礼拜六上完最后一节课午饭也不吃我就往家里跑，因为一个礼拜没有看到儿女了，非常想他们，他们也想妈妈。[NextPage]

       徐悲鸿遗产全部捐给国家 唯一住宅捐做了纪念馆

　　李树森：1953年徐悲鸿先生去世后，您将其遗作一千二百幅，及先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和近代著名书画一千余幅，还有图书、图片、碑拓、美术资料等万余件全部捐赠给了国家。那年您才三十岁，刚刚而立之年就有如此伟大的心胸，实在难得，您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廖静文：当时我要去北大读书，我想悲鸿所有画作、所有珍贵收藏，还有他那些画册资料，交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方式。所以我把家里的钥匙送到文化部去，交给文化部沈雁冰部长，请他们到家里去把悲鸿所有的画和所有的收藏都清点出来，所有的书也清点出来，都交给国家保存。周总理说：“既然东西都交给国家，那就拿过去造纪念馆吧。”当时才刚解放，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有钱盖纪念馆，我就把唯一的住宅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周总理还亲笔写了“悲鸿故居”四个字。

　　这个故居是个大院子，有二十多间房子。此前，悲鸿考虑到他的年纪比我大很多，若他比我死的早，我也能有个好的房子住，所以用我的名字买了这个大房子。捐的时候我把房契也交给国家了。

　　创新的教学体系 严格的治学精神

　　李树森：一代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具有独特的艺术思想，他对中国美术以及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对徐先生的治学精神和贡献，您怎么看?

　　廖静文：我不仅爱徐悲鸿，也是他的崇拜者。我同他一起生活，对他最了解，他担任北平艺专校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校区、扩充教学规模。原来学校只有中国画系、西画系等，悲鸿添加了图案美术系、实用美术系、陶瓷科、雕塑系等。

　　悲鸿去找了当时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李宗仁就把协和医院对面的日本小学学校批给了北平艺专，那个校园很大，还有两层楼的教室。

　　但当时那学校里面还住了很多国民党部队，部队不搬走李宗仁也没办法。悲鸿就亲自去找部队的司令员，还给他们各级当官的送了好几十张画，部队才搬走了。这样，北平艺专终于有了一个能容纳下更多师生的校园。

　　他主持中央美术学院以后，按他自己的构想建立了教学体系。徐悲鸿的教学体系首先要求重视素描。素描是基本功，他认为学哪一样都要把基本功学好才能有成就，所以不管你进哪一个系都要先画两年素描，素描画好了才能画油画、国画。

　　素描不但要求能对着人体画，还要能默写出来。很多学生不愿下苦工，但是徐悲鸿坚持推行他的教育方法。有时在提前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把学生都叫到礼堂去，叫他们默写。他的教学体系就是要求学生真正地掌握写生技巧，不但默写人的肖像，还要求学解剖学，默写马的解剖，悲鸿说你熟悉了马的解剖就大体上熟悉了其他动物的解剖。

　　悲鸿作品的魅力我很钦佩，但是我更尊敬他严格的治学精神。悲鸿对教学很认真，一丝不苟，绝不徇私舞弊。他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出真正的美术人才，为国家美术事业做出最大贡献。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坚持自己的主张，坚持聘请真正有艺术成就的画家任教;曾顶着巨大压力坚决解聘不合格的教授;还劝退过不适合学美术的学生。

　　他认为每个老师都要对学生负责任。当时有一个画得不好的学生并不是不用功，悲鸿觉得他在艺术上没有才华，就劝他转学。那个学生的父亲非常有名，是梁漱溟先生。悲鸿亲自给梁漱溟写信，说你的儿子不适合学美术，希望你让他转学学别的，也许那样他会有成就。我当时还劝悲鸿：“你管那么多干嘛，你写这个信人家家长看了会难过，人家已经入学了，你就不要再管了。”悲鸿说：“我是对他负责，所以才会给他父亲写信。”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悲鸿的品格和治学的精神。[NextPage]

       为保护国家财产数十年费尽周折 无一遗失

　　死后也不会有个人遗产 现在靠自己工资生活

　　李树森：徐悲鸿纪念馆坐落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听说要翻建新馆了。请您谈谈有关徐悲鸿纪念馆的情况吧。

　　廖静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费了很多周折，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之下，徐悲鸿纪念馆里的书画等东西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国家财产，我遇到再大困难也要保护好。

　　当时国家要修地铁，老纪念馆被拆掉了。后来1972年，我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要求再建徐悲鸿纪念馆，以便把这批国家财产保护好。毛主席批给周总理办，周总理派人通知我，我非常感动。我拿着这个批件去找建委、房管局，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材料都要批了以后国家再调拨，还要国家批地皮，还涉及到拆迁。

　　当时中国正处于特殊历史时期，找人办事很难。那时我六十岁左右，为了拆迁那些房子，我几乎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站在房管局局长门口，去等局长上班，好求他给我们解决地皮拆迁问题。我这样吃了饭就去求，整整求了一年时间，才腾给了我们地方。那时候我还跑得动，什么事都是自己跑自己求，这样跑了十年，才把纪念馆盖了起来。1982年批的，1983年盖起来开馆，就是现在的徐悲鸿纪念馆。

　　以前展室太少，悲鸿的画只能展出一小部分，他的收藏就更不能展出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对文化事业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将扩建纪念馆，预计今年十月份拆建新馆，明年完工。建成后的纪念馆将由原来的两层扩建成四层，将会有二十多个展厅，展室也加宽很多。晚年得知这个消息我真的是喜出望外，我已经90岁了，跑不动了，相信北京市文物局会把这个工作做好。

　　徐悲鸿的画与收藏当时我全部捐献给国家了，到现在一张画都没有丢。悲鸿死了以后，房子我也捐给国家做了纪念馆，从那以后，我很多年都是租房子住，直到现在也没有我自己的房子。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儿子买的，他出了一百万人民币，我出了十万，房产证不是我的名字。我没有任何产业，等我死了没有什么遗产，我现在就靠自己的工资生活。

　　财产都捐给了国家 儿女边打工边留学读书

　　李树森：您有一双儿女，儿子徐庆平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女儿徐芳芳曾以优异成绩成为斯坦福大学管理学院中国内地学生第一人，都很优秀。孩子幼年就失去了父亲，您把他们抚养长大、培养成人，一定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劳吧?

　　廖静文：徐庆平、徐芳芳，从小我就教育他们，要像爸爸一样用功读书，他们在小学就是三好学生，中学也是最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样样都是5分。悲鸿留下的财产我都捐给了国家，两个孩子后来到外国留学，都是边打工边读书的。

　　庆平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以后，正赶上美术学院不招生，就投考了外语学院，当时我说你虽然不能去美术学院学画，但你父亲有很多法文书可以看，他就到外语学院学法文，以全优毕业。

　　庆平毕业后，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北京招生，要求会法语，他以最优秀的成绩考取了教科文组织的高级翻译，到巴黎工作。

　　到巴黎以后，庆平想进巴黎大学学习，但因为巴黎大学已与他父亲在那里学习时迥然不同，不重视写生了，教师可以几个礼拜不来看学生画画，随便学生乱画，不太注重基本功。所以，我跟庆平说进巴黎大学不要再学画画，读外国美术史吧，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并且拿到了博士学位。

　　因为教科文组织工作强度很大，他每天白天上学，晚上做翻译工作，睡眠时间严重不足，去巴黎时头发都是黑的，回来时头发白了很多，现在他已六十五岁，头发全白了。

　　他教学很负责任，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过十年的艺术学院院长，继而担任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现在仍然担任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还亲自带博士生。

　　在筹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我的女儿芳芳本来要在美国工作的，她得知正筹备艺术学院，就从美国回来参加筹备工作。我女儿是学音乐的，从小就学钢琴，她就仿照她爸爸办北平艺专的方法，开设音乐系，使艺术和绘画结合起来。现在她还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顾问，每年被邀请回人民大学三次，看音乐系的发展情况。[NextPage]

        美术界比较混乱 “强元”有助于唤回大师云集时代

　　李树森：您对中国书画的发展前景及方向怎么看?

　　廖静文：我觉得悲鸿所处的那个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五四运动以后，要发展新文化，所以涌现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在绘画上也涌现了大批有名的画家。

　　悲鸿亲自培养的优秀画家有吴作人等，悲鸿去世了以后就是吴作人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悲鸿当时聘请的很多教授都成了很有名的画家，像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等人。他们都是徐悲鸿教育体系倡导下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后来也把徐悲鸿的教学体系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教学相长。那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人才，可以说悲鸿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艺术最了不起的时代之一。

　　现在，虽然有一些画家还是很成功的，但整体来说缺乏老一辈画家刻苦用功的精神。也许是时代不同了，经济发达、人民收入提高是好事，但是年轻人不愿意再吃苦了。

　　虽然有些学校还坚持运用徐悲鸿的教学体系，但是都不很严格，学生也不像以前那么刻苦用功，所以现在要出人才就比较难了。不仅是中国，国外也一样，这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只是追求标新立异，像悲鸿他们老一批艺术家那样忠实于艺术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时间缩短空间，国外的流派也纷纷传到中国来，现在中国的美术界可以说是比较混乱的。你们提倡“多元”环境下的“强元”，非常必要，必须这样做，才能重新把悲鸿那个追求真正艺术的时代呼唤回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也必须要有人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有你们这样努力的呐喊，才能唤回大师云集的年代，否则没有希望。但我还是在往好的一面看，因为今天看到了你们，让我觉得希望很大，也相信中国会再次出现艺术人才辈出的时代，只是需要等待，不是一蹴而就的，这还需要你们的努力和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