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的画名更大，虽然没有上达天聪，阁老重臣中推重其画艺的却大有人在；他是一位本份的人，足迹几乎不出乡里，自然没有陪同阁老重臣周游列国天下的荣遇，但阁老重臣中遣书下札者却是常有的。这本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如诚惶诚恐地告诉别人“某某阁老居然也知道我的画艺”之类，可是他从来不作诸如此类的宣传．于是便闹了一个笑话，有一位新上任的地方官想在衙邸的一堵墙壁上作些装饰美化，便向手下人征求当地能画画人的名字，手下人当然推荐了他，这样的壁画本来是三四流的画家也不屑承担的，大名鼎鼎的他却老老实实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后来地方官进京办事，阁老们纷纷请其代向画家致意，方才大吃一惊，弄明了他的来头和份量，回到任上赶快向他陪礼道歉，他却说：“父母官的差遣，子民是理当效力的。”

    当时绘画商品化的大潮波澜壮阔，他的作品厥价日增，于是便有不肖之徒冒名造假。这本是一件值得愤慨的事，以他的关系甚至可以诉诸法律，然而他却平淡地表示：“人家为了吃饭，也是情有可原，更何况人家的水平不见得在我之下，有的更在我之上，我不过占了出名在先的便宜而已。”一时造假其作品的风气越演越烈，片楮朝出，到了傍晚便有逼真的模本，几天后达到十多本，真假莫辨。因为他的宽厚，穷困的画家每每造假他的画上门请他签上真的名款，有人买到他的假画也请他鉴题定为真迹。弄到后来，他自己回收流散出去的作品，竟然也有收得伪作而卒莫能辨的。

    这位画家，值得自我标榜的事太多，值得自我炫耀的事太多，值得自我愤慨的事也太多，致使他的每一幅画都可以写出一个故事。可是他不标榜，不炫耀，不愤慨，所以终其一生也就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故事。这位画家，便是明代的沈周，赫赫有名的吴门画派的领袖；他的学生辈唐寅，疯疯颠颠的，流传于世的故事家喻户晓，起码比他多出几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