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成振:我就“打圆心”问题谈自己的体会。从1997年开始进入首师大学习,一直在向着欧阳先生靠拢,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体会先生深邃的教育思想,对于书法的深刻的理解。通过这些年的体会我认为,“打圆心”不仅仅是针对学习书法、学习某一部帖或某一个字的具体、有效的方法,它更是一种思想上、方法上的符合辩证法的观点,适用于指导我们去做任何事。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抓住问题的关键,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打圆心就是利用这个思路,解决了书法学习过程当中的许多问题。正如刚才解小青老师提到的,先生的每一位学生都会有很深刻的体会,抓住了一个字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去比较,去接近,从而让自己进步。 [NextPage]
有些人可能会想,打圆心,圆心在哪儿?谁是圆心?先生曾经讲,其实每一个字或者每一部帖都可以成为圆心。从训练本身来看,不是说我们非要找到历史上谁是最高峰,哪件作品是最经典的,它才可以成为圆心,其实任何一个都可以成为圆心。只是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通过这样一种高效的方法,锻炼自己在模仿前人作品的过程中提炼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每一个字都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圆心,从一个字起步,一而百、而千、而万,这样我们的能力才能提升出来。
陈裕亮:欧阳先生是第一届书法研究院的院长,叶先生是继任者。在教育上和学习上会更深刻一些。请您谈谈。
叶培贵:今天座谈会人员构成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我们都是欧阳先生的弟子,应该说,我们的话必然会带有感情色彩,有倾向性,学术上不敢保证公允。我想应该尽可能抛开这方面的因素,放到尽可能客观的地步谈。但是我发现,让我站在这个角度谈,心里更没谱了,因为这么多年我并没有学好。因此,只好就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做一下介绍。
先生从80年代开始关注书法教育一直到现在,这一点刚才三位谈得很多了,我补充两个,都是客观情况,不带个人判断。一个客观情况是,先生对书法教育的关注是以全国范围内大家的努力为基础的,当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同的机构,都在努力推动书法教育,提升中国书法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这样的大趋势,整合在一起,是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教育进步的基础。
比如60年代,中国美院招书法研究生,在80年到北京军区讲课之前,1979年浙江美院不仅恢复书法,而且开始招书法研究生,在欧阳先生在1991年首都师范大学招录书法研究生之前,还有浙江美院、天津美院等,已经有很多书法硕士点,所以欧阳先生在1993年在首都师范大学非常明确的提出来,这个成果绝对不仅仅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而是全国从解放初到文革结束之后开始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博士点才落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绝不能说这是我们自己一家努力的结果。所以博士生招生时本校师生一律不允许考。
为什么后来我考了呢?欧阳先生采取了更公平的方法,在全国邀请十多位专家,组成考试咨询委员会,而且由其中若干位专家命题阅卷以及最后决定录取与否,这样首师大的师生参加考试就不会影响公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先生的书法教育事业,从他自己到首师大,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是和全国书法教育界在一条战线上,我们是作出了一些贡献,但更大的贡献则是全国书法界做出的。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
第二点,欧阳先生对书法教育的努力,在范围上,据我的了解,从最基础的小学教育,一直到最高级的博士后,每一个阶段都设计了。他编的教材,包括小学、初中、高中的教材,也包括书法专业教材,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还有正在准备为中国文化向国外传播的教材,在布局上涉及到了书法教育的所有层面。这一点应该跟他自身的教育领域的特殊的经历有关。在教育领域,他从小学一直教到博士后,在他心里,从小一直到最后高级人才的培养过程,是系统的,而不是阶段性和局部性的。
刚才讨论的打圆心问题,我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在打圆心上,我执行得最不好。受他们几位的启发,我只谈一点理解。欧阳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提过两个“心”。有一个心,是80年代在书画函大,当时当书法部主任后来当副校长,当主任的时候他提了四个字,“书面文心”。第二个就是后来在实践教育教学中提到的“打圆心”。我以为这两个“心”是有关联的。“打圆心”要拆开是两个词,一个是打,一个是圆心。到底什么是圆心,到底哪个是圆心?这个圆心是不是你喜欢的就叫做圆心,如果是你喜欢的叫做圆心,极有可能变成不是打圆心,而是我打那儿我画那儿,这行不行呢?有待考虑。
杨炳延:战士打靶,重在靶心,要想打准靶心,必须定准目标,有的放矢。打靶,靶心就是“的”。一个炮兵连新兵打靶,靶打得不好。学校的小朋友在旁边说笑话,解放军叔叔太不聪明了,你打完了再去画圈,炮弹就落到圈里了。可见,找准目标的意义非常重大。
叶培贵:圆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圆心可能跟他所说的“书面文心”是有关联的,为什么要谈“书面文心”,那个“心”不是简单某一个历史阶段,甚至某一个群体和个人根据自己爱好简单设定的。打靶,最后为什么发展成要打圆心?也是千百年来训练中,最后发现这个方法最能有效地达到目标。文心,应该就是这个“圆心”,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最终选择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把圆心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再具体化。所以,我理解“打圆心”应该是两层意思,第一层,什么是圆心?在他儿是必须要思考的。第二层,圆心找到以后怎么打?怎么打有具体的方法,其实是多样的、具体的方法,所有的学习者和教师都还有进一步创新发展的可能。欧阳先生自己有一套办法,很具体,在这里不展开谈了,总之是一种方法,是一种能力的训练,而不应该是简简单单固定的手段。
宗成振:今天坐在这个地方谈这个问题,对当下社会的风气或者是人们常见的心理其实有很好的校正作用。我们讲现在社会相对偏于浮躁,人们很难有时间坐下来踏踏实实认真做一件事情。“打圆心”实际上牵涉到学习或者做任何事情时博与精的问题。先生用这样的方式要求自己的学生,其实是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强硬”拽着学生能够沉下心来做精的工作。我们做事情很多时候“大概齐、差不多”就满足了,但是这样事情做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够好。所以“打圆心”是在强迫我们要专注一点,逐渐深入,以至于达到自己能力的最大限,而不是泛泛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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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炳延:跟先生学习书法,我怎么理解他提出的打圆心呢?在浩若辰星的书法资源中,从何处入手学习?如何学?这是书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大家,学谁呢?有人认为都学,那就学会了。我在书画函授大学学习的时候,学校指定的名帖,都要练习,都要学,毕业之后我创作的作品觉得不能如意。后来,我跟先生请教,懂得了一家和百家的关系---- 一家学懂弄通了,再吸收百家之长,为我所用。我有所悟,知道了自己所喜欢的学习对象是欧阳询的行书,这就是我要打的圆心。之后,我开始集中精力练习欧阳询的书法,逐步进入书法之道,并取得了成效。直到现在,我仍旧临池不辍,坚持学习。
陈裕亮:刚才四位老师从各自角度谈到他们对打圆心的理解,并结合自己习书体会,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这一理念。
欧阳先生讲,“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这四句话充分展现书法的脉络甚至内涵外延。“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这说明书法艺术并不孤立,是要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才能够达到焕采境界。请各位老师结合自身的学书体会,谈谈你们对“文以载道,以书焕采”的理解和对你们的影响?
杨炳延: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作了题为 “中国书法的生命力”的讲座,他讲:“我们中国的字、文、书法是中华文化层面发出的光环,中国文化的光环也应该是世界文化的光环”。中国的汉字是非常了不起的,书法是借助汉字的书写来表现作者精神美的艺术,所以汉字是非常重要的。汉字又组成了文,记载的文,形成了中国文化。书法则在字、文之间,从文化层面上发出绚丽的光环。我理解他讲“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旨在表明书法不仅仅是写几个字,更重要的是书随时代,以书焕道之采。像《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贴》等等,在既往的时代,展现出书写的内在神旨,所以直到现在我们仍旧奉为圭臬。因此,好的书作,不仅是艺术的,更是文化的。
先生在美术馆做讲座时,我曾经向他请教书法的标准和价值,他说“来有所出,去见其才;时代前锋与历史高峰相结合”。我认为这里面蕴涵着先生讲的十六字的主旨意义。不管是历史的高峰也好,时代的前锋也罢,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应该体现出它的文化内涵。
叶培贵:这是先生经过很多年教学思考(包括从事其他方面的教学)后浓缩出来的。我刚才提到80年代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他有“书面文心”的提法,这四句话,可以认为是由这四个字拓展出来的。我个人理解,应该至少包括几个层次重要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书法艺术的基本性质。“作字行文”,字是书写的对象,书法艺术是以汉字为对象最后形成的一种艺术。即使之写一个字,也可以是一篇“文”,比如写一个龙、一个虎,其实也是一个“文”,后面是有含义的,谁都不会写一个“猪”挂在自己家里,因为含义不好。书写的过程中有文字选择,原因是后面有含蕴,这个含蕴是什么,浓缩到最后也许就是“道”。除非设定书法不需要以汉字为对象,只以笔墨为中心,那就可以不要“文”、不要“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一定要考虑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刻意蕴。这个意蕴不是自己个人简单归纳的,也不是某一个历史阶段可以决定的,它一定包括在漫长的历史文化里面。每一个字后面包含历史,而决不仅仅是字面的东西。如果把书法艺术简单定位为视觉图象的创作,忽视在文字和笔墨背后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这是非常值得警醒的重要问题。
当然每一个艺术家和艺术流派有自己的见解,欧阳先生说,他都尊重,只是他更愿意站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文化基础上来寻找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这个立场应该是经过很长时间选择的。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我们的艺术行为,它可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书焕采”,是通过艺术行为、运用艺术创造手段,使得我们所选择的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道,焕发出视觉光彩,通过这个光彩更好感染人、更好地传播。这是艺术行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切时如需”,这个涉及到艺术的发展道路。书法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发展,我们是一直躺在历史的高峰上,还是一直只是“来有所出”,除了历史的高峰之外,我们还要不要考虑前锋?艺术如何为时代服务?要不要考虑艺术家个人如何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为书法艺术贡献更多新的技巧、更多新的意义?欧阳先生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最后落到“切时如需”,就是要充分满足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对艺术的期待,符合这个时代最大多数人的需求,只有这样艺术才可以永葆生命力,不断向前,成就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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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小青:“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这四句,最初最后一句是“赋以生机”,后来欧阳先生改为“切时如需”。如果说“赋以生机”更多的是落在书法“焕采”的艺术性上面,那么,“切时如需”,则更强调了书法的社会性。我体会欧阳先生所言大概是有这么几层含义:
首先是作品要反映时代,要符合时代的要求。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情况,都是“白日依山尽”或者“春眠不觉晓”,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欧阳先生主张我们要自己写诗、写对联,这样才能更切题地反映出当时特定的情境,书作的内容和风格也才能与场合更加相宜。同时,这也是他强调书法背后文化性的反映,所以,对于书法,欧阳先生总是强调,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文化。
其次是具体到人自身的社会性上。欧阳先生非常强调做人的社会性。人,好像是坐标轴上的一点,那么上下左右关系如何,自己定位在哪里一定要协调好。这或许跟欧阳先生自己的学习经历有关系,他学逻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昨天在欧阳先生家听他们讨论一幅对联,斟酌取字的时候,一位学生开玩笑说,您看写诗的人那么多,怎么没有一个写成您这样的?原因是他没有学过逻辑。听后大家都笑了。哲学与书法,逻辑与对联,看来好像是两个不沾边的问题,但是欧阳先生却把它们形成的一种转化,变成了对自己的有利发挥。他的老师金岳霖,有一次问道:什么叫学问大?欧阳先生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无所不知呀!金先生却说:是能容。欧阳先生听后并不理解,金先生说:我让你容的意思就是承认他的存在,不能轻易地否定他。
后来欧阳先生跟我们讲“不自恃,不自敝”。他总是在思考中,包括学生提问或者议论,他都在听,都在掂量,绝对不会简单的否定。所以,欧阳先生谈的社会性,是他自己关注的以及他周围连带的一个整体的思考。我们是师范院校,培养教师,欧阳先生经常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要具备社会性,虽然是书法专业毕业,可是应该放在任何岗位都能胜任,这也是他主张在培养人才方面“切时如需”的重要内容之一。
宗成振:当今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都在加强,而且在呼吁、提倡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年一代心中的地位。先生提到的“切时如需”,对于吸引年青一代学习传统文化有着“切时”的作用。书法、京剧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艺术门类,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或者说难以接近,抑或是感受不到它的魅力所在,从而和它拉开了距离?每一个艺术的参与者自身是要做反思的。艺术作品只要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人们就会喜爱,如果跟自己扯不上关系,没有任何关联,就会逐渐疏远。
我们要本着先生提出的思路来指导自己日常的学习、研究以及作品的创作,我想包括对于青少年、中小学生传统文化艺术的教育工作也一定能够找到很好的切入点,让大家对书法等艺术发生兴趣,从而让传统文化灿烂的光环持久延续下去。
杨炳延:这四句话跟书法本体产生紧密关系。因为“书法原指作字记事之技艺”,它是用柔软的毛笔,书写形象丰富的汉字。文字的书写,点划篇章之间,气韵蕴藉,风神荟萃,足以表达出作者的性格、感情、趣味、素养、体质、思想等等精神因素,是中国一门独特的艺术
解小青:从四句话的斟酌、探索,到最后的凝练、总结,我觉得反映出来欧阳先生对书法教育的一种使命感。
陈裕亮:诸位跟欧阳先生学书这么多年,耳濡目染,先生对您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请跟我们具体谈谈。
杨炳延:谨肃威严、幽默风趣,同时又和蔼可亲,这是我这么多年跟先生学习的最直接感受。先生教学一丝不苟,诲人不倦。我每次拿字去求教,他都非常亲切认真地指导,指出哪个地方需要加强,哪个地方还需努力。他讲的非常清楚,这是我的亲身体会。他教我怎么调墨,以使书写时墨色适意;他教我如何捋笔、运笔,以使书写有力,入木三分;甚至于如何谋篇布局都讲的很清楚。他的讲授,总能做到宏观和精微相合,深入浅出,让人能深切感受到书法的诱人魅力,同时又让人感到书法并非玄虚难懂,不可捉摸。他还教我怎么做人。我在部队成长起来,三十多岁就当了处长,又在大机关工作,性格直爽,有时讲话不给别人留情面。到先生那儿去,他言传身教,使我懂得怎样做人,如何与人交往,和谐相处。在文化部人事司和中国美术馆工作时,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中国美术馆开展书法展览、研究、收藏工作,先生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现在我在书画频道美术馆工作,他仍旧给予很多支持。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写道,从小父亲教育我怎么写字,怎么写好字。遇到欧阳中石先生以后,他教我懂得了书法是什么。在他的指引下,我得以理解书法,走进书法,加深了对书法文化的认知。遇到了先生,是我人生之幸。所以,对先生我只有尊重和敬畏。这是我亲身之感,没有虚话。
陈裕亮:真实的心里感受。
叶培贵:我先说四个关键字:“恩同再造”。这是事实,从北师大到现在,我转到书法这个方向来,最终得到了远不只是这个方面的各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而是对我个人,全方位的改造,所以是“恩同再造”。
具体我分几层来说:
第一是,做人,我在先生这里得到了最突出的两个字。一个是“礼”,它是做人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原则。第二是“让”,教育我们如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定位。这是做人的层面。
第二,是做学术,也概括为两个字。一个是“敬”,“敬”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敬”所有的前辈。一个是“畏”,学术问题要如履薄冰,不要刚愎自用。举一个例子。欧阳先生曾经把中国古代的一个艺术家的名字写错了,后来发现问题,可人家碑已经刻出来了,对方提议重刻一块,结果欧阳先生不同意,而建议在碑下面加上一段文字,表明自己写错了。他敢于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这很难得,需要巨大的勇气。
第三,书法艺术本身的学习上,也是两个字:“法”和“理”。“法”不是简单的技法,是一个方法,在方法的后面蕴含深刻的意义。得法入理,,最终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书法最核心的阶段。 以上我的所有认识,都是从1991年跟随先生直到现在,20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在他的教诲之下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20年,一定不会有一个叶培贵,坐在这里跟大家谈这些问题,即使有,也无论如何谈不出这些认识。所以再强调一遍:“恩同再造”。
解小青:从1995年考入欧阳先生门下到今年,已经16年了。欧阳先生和师母对我的影响渗透在生活当中,伴随我成长。师母拿得起、放得下的坚毅和刚强,对我的性格也有很大影响。就今天研讨会而论,仅从欧阳先生的书法教育思想来谈,我感触最深、同时对我影响最直接的一点是他在做学问方面的思想,即重方法、抓规律、求共性。
最早我们上学期间,欧阳先生给开的课就叫“科研方法论”。当时我并不能很好地理解“方法论”指什么,“方法”是什么,“论”又在哪里。这些年来,自己的科研工作不断展开,才回味出欧阳先生当时所指。我们最近在学校成立了“汉字认知与表现研究中心”,因此经常要和欧阳先生讨论课题,这段过程中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他对“方法”“规律”和“共性”的寻找思路。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汉字难认、难学、难写。那是因为没有掌握“认知”汉字的窍门。其实,汉字是有规律可循的。一旦掌握其规律,“认知”汉字会变得极其方便。所以,欧阳先生希望我们通过成立这个学术机构,在汉字认知研究上有所突破。为此,他提出“审形辨意,物象或行;部首为本,类推心明”的十六字认知纲领。当我们再把每一“部”与这一“部”字的情况作一个统一的“概观”时发现:各“部”中的字的关系也都基本相同,大致可以分成:“物类”、“形象”、“作为”三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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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欧阳先生带领团队正在进行这项研究,为的是让不识字的小朋友或者是外国人找到一种学习汉字的门径,让他们掌握规律,通过一个字,从意义上带动一片字,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单蹦记忆。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一个一个地写字、而是从一个字带动一本字帖是一样的道理。
在抓“规律”的基础上,我想再谈一点欧阳先生对我的影响,即抓“共性”。他不说个性,其实每个人都有个性,这是很容易看到的;但是欧阳先生讲即便是“个性”,那也应该是经过“共性”淬炼之后再凝结出来的“个性”。可以说,欧阳先生对“规律”和“共性”的认识,无论是表现在做学问上,还是做人方面,都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宗成振:谈到先生对我的影响,有很多地方跟在座各位是共通的。先生在教育上秉承着因材施教的理念。对于我个人来讲,成长的历程造就了偏于保守的性格,做事过于谨慎,这样一来做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会很认真,但是也会比较刻板,从而会忽视对全局的把握。针对这样的特点,当我持着某一个观点或者拿着某一件事情的解决方案向先生请示的时候,先生对于我的反馈往往是在我设想的几种方案之外。他会以很巧妙的方式提醒我,实际上你的思维仅仅局限在事情本身,是狭隘的,粗浅的,我们时时刻刻应该保持大局观。任何事物都处在环境当中,不能单从本身考虑自己的这一点点影响,而是应该考虑他所可能触及到的周围的方方面面,这对我学习和生活上处理事情,甚至在社会上的生存,都起到了比具体知识更重要的作用。这些事情完善了我自身性格,也使我对先生因材施教的理念印象十分深刻。
教育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我们经常讲“身行示范”、“言传身教”,欧阳先生很多的生活细节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他对于学术研究和教育是近乎严苛的,而对于生活中的朋友乃至于不认识的人是非常和善、和蔼的。前不久我经历了一件小事情。一所中学的校长原本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欧阳先生,想请先生题写学校体育馆馆名。欧阳先生认可了。结果中间沟通环节出了问题,这所学校因为体育馆开馆的议程已经确定,却又不好意思催先生,所以他们临时用电脑字体做了铜字挂上去了。一段时间后先生想起这个事情,要我去问怎么还不来取。我将他们已经用电脑字体做了牌匾的情况告诉了先生。先生和师母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让我很受教育。他们说,既然已经刻了,不要把先生已经题字这个信息再透露给他们了。原因是怕他们拿到字后,会毁掉先前做的重新再刻一遍。他会从这个角度考虑,完全没有常人想象中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会从事情本身出发,为别人着想,和蔼、平易近人。这些小事情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想对我整个人生的发展都会产生长远影响。
很难用简短的时间和话语,尽述先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存在于生活当中,存在于点点滴滴的事情上。
陈裕亮:今天的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