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汪国新和他的创作故事

童年和我的《长江三部曲》

进入花甲之年，诗书画成了我的精神皈依，也是我生命的物化。诗，是我的情怀，书是韵律，画是审美。我的诗书画与祖国、时代命运结合起来，她就能焕发出异彩华章。

我最早接触美术是连环画，后来才是油画、国画。我一开始喜欢连环画，只是在地上墙上乱画。后来看了《山乡巨变》、《铁道游击队》，我明白了，把人做事画出来就是连环画。看了《山乡巨变》和《铁道游击队》，当时是第一﹑二届全国连环画评奖最高奖。我想花果山的野猴子不是说过：“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从那时，我开始把身边工人、农民模范的事编成连环画。为庆祝自己15岁大“寿”，自编自绘了一套150多幅的“小游击队员”。从此一发而不可止。曾得到谢家福、朱少尤、贺友直、姜维朴等先生的轮番培养，并有陈贻福、沙铁军、张咏、陈惠明、陈东华等编辑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多方辅导。

《长江三部曲》的文学脚本编者是我的夫人郑桂兰。她别出新意，用电影剧本写作方式完成。借姊妹艺术语言的长处，丰富连环画艺术。

几十年后，《美术》杂志在“新连环画三十五周年”的总结文章中称《长江三部曲》是继“《山乡巨变》、《铁道游击队》之后的又一部佳作”。我获得了第三届连环画评奖的最高奖。

连环画是我迈入艺术殿堂的第一级台阶，以后又研究国画。

我出生的1947年，正处在中华民族命运大决战最激烈的时刻。抗日战争时期，一家逃难到宜昌。父亲一口流利英语，一手漂亮颜体楷书，催生我“画家梦想少年作”。命运又偏偏让我九岁丧父，成为难民之家的五个孤儿之一。不久，“毒日危巢风兼火，白烟黑木无家雀。”家里的房子又遭火灾，妹妹贫病身亡。我们孤儿寡母“纸糊篾扎安身窝”，“晚来蚯蚓钻被窝”的窝棚，被狂风卷飞了，一家人在暴雨中惊惶无助。我们靠母亲每月20元劳苦薪水支撑全家，于是我十多岁就去做民工。一次有人用1斤粮票打赌，看谁能游几十米水渠，当时北风刺骨，为挣一斤救命粮给家里，我毅然跳进有冰渣的水渠里。

小学刚毕业我家的经济条件就不允许我再上学了，13岁的我，没了老师同学，心理的失衡感和扭曲的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星期天我常一个人悄悄溜到原先的教室，抚摸着曾经放书包的课桌；月夜我在学校操场上抚摸着双杠、溜溜板。有一次突然听班主任的声音：“月亮圆了”。把我吓得转身就跑，像是跑到别人家的小偷。

抱着渴望读书的愿望，我见到书就看，黄历书、看相算命之类的书我都读过。没想到那是读的一些书后来恰好用在画连环画上了。我最感谢的是图书馆，像我这样的孩子也可以随便进去看，进去借。我小时身体比较瘦弱、个子小，常钻到书桌下面看书，一看一天。那时看的鲁迅名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论语》中“君子喻义，小人喻利”；《老子》中“无为无不为”以及高尔基的“社会大学”，莎士比亚的“自学可以成文豪”，《红与黑》中的“什么是人格分离”；《史记》中“人臣谋事君谋臣”，《圣经》中的“博爱宽恕”等等，都对我后来做人、绘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为我爱书法，有一次抄大字报抄到半夜，抄了一大堆，第二天别人来取发现刘少奇三个字上面的红××，渗透到另一个伟人名字的标语上，那是了不得的滔天大罪，于是我成了“反革命”被批斗，后又被发配和另一个英俊青年才子“反革命”一块儿去挖地道，后又让我去帮忙画别的“反革命”。因我缺乏“反革命”生活体验，把收听敌台画成了《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头戴耳机发电报模样儿的李侠，头头一看不对，非要画成捂在被窝里听收音机那样的。后来挖的“反革命”越多，要画成系列了。等我画完回来，和我一块儿去挖地道那位英俊青年才子“反革命”不见了，其他人告诉我他被枪毙了。幸好我去画画错过了时间，否则后果如何就难说了。

1969年，我创作了油画《全心全意》，印成单幅画发行全国，并上了电影新闻简报。接着国画四条屏《七叶一支花》、《陈传香打豹》、连环画《红军村红小兵》、《贫协委员》、《金沙江》、《演戏前的战斗》等工农兵形象，成群结队地扛着锄头，提着枪，举着红宝书开向四面八方。我的命运从此走出逆境，当被人喊作教授时，我的感觉是“街上要饭的都可以成教授了！”

1976年我和郑桂兰相识于土家山寨。“两心相撞闪金星，四手相握绞缆索”。《易经》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桂兰认为：我们不能再跟着红小兵、贫协委员们一起当抓“特务”的大队人马了。她说：“小花小树，别人都可以随意拔除，一旦成为大树名本，别人再拔就要费点劲。”她鼓励我把自己的生活积累、所长全部发挥出来，闯一条自己的新路。于是我俩一起设计了我们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第一步就是妻子为我量身设计的10集长篇连环画《长江三部曲》的创作。

《长江三部曲》以一千六百余幅的巨浩篇幅，表现长江两岸人民从1925年至1949年生活斗争变迁史，描绘了民族资本家朱家富、陆祖福、高伦、黄玉庵等人，在各派政治、经济势力的漩流中角逐抗争，求生存、求发展的曲折经历，同时歌颂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的历史作用。它雄辩地说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双重压迫，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旦确立了“三部曲”，要去完成这一项文化工程，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画成艺术的史料，史料的艺术，各种困顿、各种阻力迎面而来。而我们只能选择——迎难而上。

首先是单位的工资停发，群艺馆是配合政治宣传、辅导教育的单位，你要搞创作出版，你就去找出版社领工资。那时虽然月薪几十元，但这是全家的主要生活来源。为实地写生和静心绘制，我只有同意停发工资。第二是出版社。没有列入出版计划，出版社是要先选题，再报批。批准后再改编。文字脚本批准后再组织作者分头去画。桂兰寄去文学脚本，他们没开封便退回。第三，来自大环境的阻力。那时因“文革”遗风仍十分盛行。我画“川江篾匠铺”时，一个女官员气冲冲指责我：“你知道他是什么成分吗?”在陪陵画路边小吃摊，有人招手让我过去，以为请客咧，没想到过去却用酒泼我一身:“那些好的怎么不画？”我在武汉画抗日时期的指挥部，里面的人叫我“滚出去”，说：“这是旧社会的洋房子,是资本家住的。”第四，世俗观念的阻力。有一次我们爬坡上岭,走街穿巷,画累极了，大白天回客栈倒头便睡。突然, 转动钥匙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来人要我们出示结婚证，没有就抓人。还说“注意你们几天了,到处画破烂房子，拍摄社会主义的阴暗面。” 我们被带到楼下一间小房间，当时不敢给单位打电话，怕别人说“在外被抓起来了。”只有打电话找《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刘岱搭救。

《长江三部曲》里有表现武汉大会战时孔祥熙在“大世界”举行舞会的场景，我们去“大世界旧址。”门卫不让进：“旧社会的楼房有什么好画？”深夜，我们从别的楼顶上翻过去,点着蜡烛摸着旋梯查看内景,忽然,桂兰踩断一块腐朽的楼梯,一头摔倒，响声惊动楼下人，我们赶紧吹熄蜡烛，大气不敢出，幸亏他们胆小只是嚷嚷:“楼上有鬼，”谁也不敢上来。我们爬出顶棚,星光下一看,两人浑身是汗,满头蜘蛛网。在大世界楼顶找到一个锈水龙头痛痛快快灌了一肚子冷水.。相信读者后来在看到“三部曲”中灯红酒绿的场面时，绝不会想象到文图的作者当年“飞檐走壁”的惊险情景。

阻力之五，是来自时事的。“三部曲”画完三集，连环画事业忽然跌到谷底，七年无人问津，不得出版。书店连环画柜台都撤了。

阻力之六，是自然的。陈年旧景，磨房、地主庄园、坟墓，不靠船,不通车，步行去找山高水险，摸夜路，连最怕狗的桂兰,在黑夜听到狗叫也眉开眼笑。漫长考察途中，有时喝石头坑的水,有时喝山民放的在屋顶上大木桶接的雨水。有一次翻越大巴山，那几天正传说那一带闹过山虎，可偏偏桂兰拉肚子，半夜要在野外上厕所。4岁的儿子举油灯为她壮胆，还说：“我是男子汉，老虎来了我打它。”

妻子在改编完二百多万字的小说之后，我们决定从长江源头沱沱河到上海浦东入海口进行城乡采风写生。于是我们毅然挑起一岁的婴儿踏上10年马拉松式的创作道路。三十余次往返上下，最大难处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我们坐五等仓，为节约栈房钱，我们半夜上下船，在候船室坐到天亮。我至今记忆比较深的一暮是：桂兰用衣服包着儿子，寒夜中坐在船尾的铁板上，船在峡江中穿行，桂兰的脸被船的尾灯照的惨白惨白的，像一尊汉白玉雕。

我儿子是在川民群里慢慢长大的。记得我在铁匠铺写生的一次，儿子被飞溅铁屑将手烫伤，通宵哭喊。还有一次在深山里，我和桂兰只顾忙于画画、拍摄，儿子被野猴撕咬都不知道。更危险的一次，儿子在石宝寨丢失，半夜才找到，当看到儿子蹲在码头上正哭时，我们跑过去，母子抱着哭。

“长江三部曲”获得极大成功，我的夫人、作家郑桂兰和我双双获得文化部、中国美协授予的文学、绘画最高奖；在瑞士获国际连环画节荣誉奖杯，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