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一般都要题款，说明作者是谁，什么时间创作的作品。还有的记录上当时的心情，创作于何地，创作者的年龄等等。这样的题款叫下款，是书画家对自己作品负责的表现，用现代的说法，是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著作权。还有的作品，会题上上款，或为画作的标题，或说明为谁、为何而作，或附上诗文。像唐伯虎的名画《山路松声图》上除题诗之外，还有“治下唐寅画呈李父母大人先生”之类的文字。

    清末民初，书画作品走向大众、走向市场，题款特别是题上款又有了新讲究。一些购买书画的人，要求书画家在上款上写上自己的官职，最少也要称自己为“大人”，以便炫耀，遇上小名头的书画家，这样的愿望也可能实现，而有名望的书画家，就很反感这一套了。所以书画家在润例上都要特别注明，要么称不题上款，要么声明题上款要另外加钱。齐白石润例上有：“凡画不题跋，题上款者加十元。刻印，……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十元。”康有为1926年润例后附说明：“但书下款，若书上款者加倍计。”

    因为题款之事，有些书法名家的鬻书生涯也搞得十分清淡。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后来寓居上海时非常穷困。他唯一的收入，是靠卖字。他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他也不登广告，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郑逸梅曾经讲过，有一求书者非让书家在作品上题上“大人”的字样不可，书家无奈，只得按他的要求写上了，但在署名时，将自己的名字写得非常小，小到几乎看不见，购书者诘问原委，书家说，你是大人，我自然就是小人了，大人的字大，小人的字当然就小了，搞得购书者哭笑不得。

    齐白石有一幅画牵牛花的绘画，题款为：“第甫公先生，白石，白石，白石，九十六。”这样连书三次白石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原来解放初期，白石闻知家乡湘潭土改，他儿子在家有田地四百亩，不仅将被没收，还会扣上地主头衔。老人急了，上书毛泽东，苦陈那些田是他卖画得来，并非剥削，请求开恩。毛泽东将信批给湘潭县处理，虽然大部分田地充公，总算没有扣上地主帽子。后来处理此事的县委书记杨第甫进京见老人，白石感激涕零，绘画相赠，老人边题边说：“我年岁大了，腿不方便，这里算给你三叩首了。”

    当今人们购买名家字画，多数不喜欢带上款的作品。因为字画题了上款，卖不上价格，画商不喜欢。送礼收礼的人也都不喜欢，因为不方便张挂。这就造成了今人字画带上款者便宜的误区。

    但是在拍卖会上，题上款的书画也许会卖上个大价钱。徐悲鸿的一幅《奔马图》，上面只画了一匹奔马。按照当时的行情，徐悲鸿的单匹奔马一般在20万元至30万元之间，但这幅画的上款为民国时期李宗仁先生，结果上拍时受到各路买家的热烈追捧，最后以90万元的高价拍出，其原因就是因为上款李宗仁先生的名头大，看来，在市场经济的状态下，名人效应在什么地方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