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的元旦，终于等来了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公开质疑《功甫帖》时声称的“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即将公布”的“研究成果”。当时“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以官方的口吻一致判定《功甫帖》为“道光四年（1820）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的“双钩填墨”的“伪本”，并且认为《功甫帖》的回归“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而此帖如果公开展示则会“惑人耳目，贻笑后人”。这种居高临下的官方姿态和毋庸置疑的训诫语气，不仅让我这个纯粹的买家第一次体验到了官方大博物馆对一个民间藏家突如其来的关心与教导，受宠若惊之余，不免无所适从；也让各路媒体惊诧于公共博物馆对艺术市场前所未有的耳提面命，进而纷纷跟进报道；同时业内的专家学者也因此产生了疑惑，为何以学术权威自居的上海博物馆没有按照学术规范先发表严谨的学术论文，而是在大众媒体急不可耐地抛出结论性观点，于是无不想探明其中原委；尤其是喜爱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被上海博物馆举全馆之学术力量研究《功甫帖》的热情所吸引，一时间成了街谈巷议和网络传播的热点。由于上海博物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未就此事件做出过任何官方表态，以上各界人士便把关切与关注集中倾泻在我的身上，使我倍感压力。疲于应对的同时，我先后发表了两份声明，敦促上海博物馆尽快公布学术报告，呼吁让《功甫帖》的争论回归正常的学术层面。出乎意料的是，在千呼万唤之后，2014年1月1日《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却是以三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而且是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的两篇文章。由尽人皆知的官方表态转变为煞有介事的个人论文，且不管是上博高深莫测的应对策略，还是研究员们自作主张之后的往回找补，无论如何，“研究成果”终于面世了。对此，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无担忧。

    我感到欣慰的是，《中国文物报》的“研究成果”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但文章的标题、行文语气、表达方式都符合正常学术论文的规范。我不禁要想：如果当时这三位研究员是先在专业报刊发表这两篇文章，然后再引起相关方面和大众媒体的关注，那么事件的进展就不会如此波谲云诡，也不会给我个人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既然是学术中人，就应该遵守学术规范。从这两篇文章来看，单国霖研究员认为“安崎著录的可能即是此墨迹”，也就是主张《功甫帖》是清初以前的仿本；而钟银兰、凌利中研究员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刻拓本“双钩填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需要进行完全不同层面的学术论证的。可见在“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内部对此也存在不同的学术主张，这或许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水平有高低、眼界有高下、功力有深浅，只要是心平气和的表达，就不会引起误读与误解。这三位研究员其中两位是已经退休的老资格研究员，一位是身为“书画研究部”副主任的少壮研究员，他们以个人名义亮出了他们的底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代表上博书画方面的研究水平，至少文章是不能欺世的，接下来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苏富比方面的学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出综合的评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并不缺乏真正高水平的明眼人，会出于学术的公心发表公正的、严谨的、详细的言论，我期待着。

    从我自身的角度而言，既然最终的“研究成果”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那么我宁愿相信当初《新民晚报》的报道也并非出于官方的意愿，尽管在此期间有很多人士提醒我说：这次上博之所以作此非常之举，背后另有隐情，我属于“躺着中枪”。我却仍然相信一个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立博物馆器局不会如此狭小，不会如此不爱惜羽毛，更不会以打击一个民间藏家和一个新生民营美术馆的代价来达到其他难以言说的目的。因此，我想说的是：上博的三位研究员，不顾个人的职务身份可能带来的误解，在自身的学术观点都未能统一的前提下，就在大众媒体上以官方名义发表最简单粗暴的“双钩填墨”结论，这不仅会给你们供职的上海博物馆带来名誉的损害，更是有依仗职务便利博取眼球的嫌疑，同时也误导了热心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难道不是一种“惑人耳目”行为吗？这绝非“恪守职业道德”的“公共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所能做的和敢做的。至于你们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贸然行为对我本人所带来的伤害，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我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因此我保留通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力。

    让原本应该以学术方法辨析的疑义回归学术，让原本应该以理性方式解决的问题回归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打着学术旗号的动机不纯的行为可以被原谅，否则会给我们的文化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