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子在古代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然而驴子和画家联系在一起,估计还是起源于《韵府群玉》中所载的:“孟浩然尝于灞水,冒雪骑驴寻梅花,曰:‘吾诗思在风雪中驴子背上’”；晚唐宰相郑綮被人问起是否有新作时,也是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灞桥、风雪、驴子背,简单几个词构成的画面极有意境,因而便有了吴小仙的《灞桥风雪图》、徐文长的《驴背行吟图》。但是,受到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灞桥风雪的景致、诗人的沉思与吟哦,忽视了驴子。实际上,驴子在整个构图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不信,换成马或者车,便没了文人那种孤、傲、清、困、闲、逸的意境。

　　要数把画家和驴子联系在一起分不开的,当从中国绘画史上最有才华也最为坎坷的八大山人说起。八大本名朱耷,自号为“个山驴”、“驴屋”、“驴屋驴”等,关于八大为何把自己叫做驴,历来猜测不一。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朱耷的“耷”字,拆由“大、耳”二字组成。据记载,八大的耳朵是很大的,这似乎和驴有一些共性,但世间耳大者不计其数,为何偏偏八大自称为驴?绝没那么简单。不过,八大虽如此自称,一生只画花、画鱼、画鸟、画鹿、画山、画水,就是没画过驴。

　　驴子在中国画中,基本一直扮演着坐骑的角色,法若真在长卷《题雪江图送别》中有“送送君归拔剑歌,山间雪舞落银河,行行驴背看梅花,错认山头杜鹃血”的句子,那些伤感的文人画家们,辞别了朋友后,依然在冒雪踽踽而行,陪伴他们的,是同样孤独的驴。和马比较起来,驴子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人的身份,也就是一开始说的那些古代“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人家骑马我骑驴,上不足兮下有余。回头看,推车汉!”这是明末清初一幅《骑驴图》的题款,此时驴背上的人,思考的已经不是单纯的“风雪夜归”之类的诗句,而是多少有点类似于奥拓与奥迪的问题,好在结论不至于太悲观,还是比较中庸的——知足常乐。近代徐悲鸿先生亦为此创作过相同主题的作品。

　　真正把驴从坐骑中解放出来的画家,不说大家也知道——黄胄,黄先生的驴子,与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齐名。在黄胄笔下,驴子们一下子摆脱开了那种负重、孤独、倔犟的感觉,而是寄予了作者的一种活泼、自由与生机,也可以说是黄胄先生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与诠释。黄胄先生被称为画驴之圣手,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