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伍竹迪机组起飞前在飞机前的合影，被制作成宣传画，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伍竹迪头戴飞行帽，一副又大又亮的太阳镜，紧紧扣在秀发之上，虽掩去了少许女性的柔美，却增添了“女飞”的特有风采。正是这幅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宣传画，影响了不少青年人的命运，新中国第二批女飞行员苗晓红的《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一书记录了这张宣传画促成的一段爱情。

　　我老伴何孝明是湖南桃源县人，1952年在桃源一中上学。有一天他在县城的书店里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有女飞行员和飞机。他从小就迷恋飞机，对飞机和飞行员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感，每当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时，总要仰望很久，直到飞机从视野里消失。因此，一见那张宣传画，尽管囊中羞涩，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挂在床头的墙上，每天都要瞧上几眼，画上的女飞行员成了他的偶像，他立志，长大后也要像她们那样，驾驶飞机，驰骋蓝天。

　　1956年初，空军到桃源招兵，何孝明抓住难得的机遇，报名参军，经政审体检合格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空军军装。先到河南信阳第七预校学习，不久转到四川成都十三航校学无线电专业。虽没当上飞行员，但能与飞机打交道，也算实现了一半理想吧！因此学习积极性特高，毕业考试各科成绩均优，被评为全优学员。毕业分配时因成绩优异分到北京西郊机场专机部队工作。

　　学员大队领导宣布名单后，他异常兴奋，不仅要到向往已久的首都服役，还能见到画上的神女们，真是天遂人愿，他激动得彻夜无眠。

　　媒人从画上走下来

　　他到西郊机场后分在三大队，与陈志英、秦桂芳、阮荷珍、武秀梅、周真明、邱以群一个大队。伍竹迪、何月娟、黄碧云、万婉玲等在二大队。由于成天和她们在一起工作，慢慢比较熟悉了，神秘感虽随岁月的流逝逐渐淡薄，但真实的敬佩之情却日渐加深。

　　1959年初，我从航校毕业后，先是分在徐州，不久也调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与何孝明一个大队。有一次我们两人出公差，为盖家属宿舍的泥瓦匠师傅打小工。休息时，聊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魔女飞行队，我发现他对外国的女飞行员也很熟悉，便不解地问他:“你对世界各国的女飞行员怎么都那么了解？”

　　“因为我从小就崇拜女飞行员，对女飞行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接着给我讲了那张宣传画的事，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伍大姐的形象上过宣传画。

　　不久部队由团扩编为师。我与何孝明都调到了沙河机场，这时我与他已建立了恋爱关系，他在二大队，我在三大队。伍大姐是我们大队的副大队长，成了我的直接领导。不久部队大搞突出政治破四旧，开始收缴销毁中外文学名著，说那都是封资修的大毒草。何孝明喜欢看书、买书，收藏了不少这类图书。“焚书”运动中，他成了不突出政治的反面典型，不仅所有藏书被收走了，还小会大会挨批。

　我与孝明谈恋爱，本来就有人反对，说我是天鹅自己往癞蛤蟆嘴里飞。当时我俩的条件差距的确不小，我是中尉副连飞行员，他只是个刚提少尉正排的地勤人员。何孝明挨批斗后，有些好心的领导和同志，又来劝我与他断绝恋爱关系，说他是绑在我“翅膀”上的一块大石头，不甩掉他，会影响我飞行，影响我一辈子。然而伍大姐却不同，她很慎重地对我说:“现在查书收书不是针对何孝明一个人，因为上级下发了文件。你和孝明相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你应该了解他，相信他。他现在心情一定很沉重，我倒是希望你多安慰他，关心他。我相信他会珍惜你对他的感情，只要有你的信任和爱情，他一定能够写好检查，通过领导和群众的批判关。晓红，我希望你坚强一些，与孝明共同挺过这一关。”

　　伍大姐的话，更加坚定了我与何孝明相爱的决心，使我们的感情没受到收书风波的影响。后来我常对老伴开玩笑说，你当年买的不是一幅宣传画，而是请了一尊保护神。

　　媒人代写结婚申请

　　1965年秋我离开沙河机场，调到西郊机场师训练科工作，但我的行政关系一时还没转走，还在沙河。我们原来约定于1966年春节结婚。部队有规定，干部结婚事先要打申请报告，经政治部门审查后方可到地方政府领取结婚证。飞行部队还规定，双方如果都是空勤人员，由男方打结婚报告，如果男方不是空勤人员，则由女方打申请结婚报告。孝明不是空勤，必须由我打报告，可是我远在西郊，加上年底，科里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回沙河办理结婚手续，而婚期又快到了。正巧这期间孝明在上海接收飞机，不在部队。为了不误婚期，伍大姐与她爱人程宝海商量，她爱人正好是孝明所在大队的政委。两人商量决定，由伍大姐替我向团政治处写结婚申请。

　　就这样，我与孝明的婚礼，1966年1月19日如期举行。

　　14年前孝明买回的宣传画，竟帮他娶回了我这个女飞行员媳妇，留下了一段人间佳话。至今每次与伍大姐相聚，她总以媒人自居。

　　老伴一生自买回那张宣传画后，就与女飞行员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他崇拜女飞行员，成年后又爱上了女飞行员，后来又写开了女飞行员，他发表的文学作品，题材大多数与女飞行员有关，他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就叫《女飞行员》。

　　今年6月，我老伴何孝明去天津看望年近八旬的伍大姐老两口，一进他们家，首先跃入他眼帘的便是那幅给他带来一生幸福的宣传画，它端端正正地挂在客厅的墙上，近60年的时光流逝，并没有冲淡它的颜色，它风采依然，仍是那么光彩夺目，令人仰慕。相反，由于见证了60年的时代变迁，它显得更加厚重，更加庄严。